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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人检察，何以“四十不惑” 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、法学研究所所长 姚建龙 未成年人检察40周年，是一个机构从无到有的历史，更是一代代未检人在孩子面前重新理解法律、权利、责任和未来的修行。 从“长大成人”到“四十不惑” 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创立40周年。作为一名与未检同行了二十多年的学者，回首望去，我的心中充满了复杂而温暖的感慨。 未检从长宁探索起航，由上海的一枝独秀，到后来逐渐走向全国，经历的并不全是鲜花和掌声。二十多年里，我参加过它从18周年到40周年的每一场纪念；也见过它在改革时最彷徨、最紧张的日日夜夜，在机构前途未明、理念遭遇质疑的关口，一群人靠专业、情怀和担当默默坚守着，甚至不留姓名。 站在“四十不惑”的节点上回望，我越来越觉得，这四十年真正值得书写的，不只是机构沿革、程序创新、办案数据，也不只是若干“首创”“首例”的简单罗列。那些当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在一次次面对孩子、面对案件、面对社会情绪的时候，未检人究竟相信什么、坚持什么、守住什么。“四十不惑”不是说未检已经没有困惑，而是走过四十年后，我们应当更加清楚：未检制度因何而生，又应当向何处去。 一个新小组，一套新理念 未检的故事，要从一个小组讲起。 1986年6月，长宁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科内设立了一个小小的“少年起诉组”。今天看来，这是一个足以写入中国少年司法史的节点，正是从这里开始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从普通刑事检察工作中分离出来，开始朝着专门化、专业化方向发展。但在当时，它或许只是机关里分出了两张桌子，配了一长一少两位同志——丁永龄检察官和年轻的书记员秦双顺，为孩子们单独辟出一小块地方、花上一点时间、换上一种不同于办理成年人案件的眼光。 很多制度，先有理念再有机构；但未检恰恰让我看到，理念若没有一支稳定的队伍承载，很容易散在风中。只有有了机构，才会有稳定的队伍；只有有了队伍，才会有持续的经验、共同的话语和代际的传承。未检之所以能够一步步生长出专门人员、专门程序乃至专门处遇，根子正是在于最初那一点点机构上的分离和坚守。 正确对待“尚未完成的人” 但有了一个小组，只是让孩子第一次被专门看见。未检真正的考验，是当这个孩子犯下让成年人愤怒、让社会不安的错误时，司法还能不能继续把他作为一个孩子来看待。 所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包含“当严则严”的内在逻辑。所以少年司法制度，都会设计“放弃管辖权”的机制，对于恶意补足年龄者视作成年人一样处罚。但未检工作（或者说整个少年司法工作）最难的地方，恰恰也在这里。它不是不知道愤怒、不是不知道惩戒，也不是要无视被害人的伤痛，更不是把保护理解为纵容；它要求未检人在社会愤怒、舆论压力、案件震动面前仍然坚持把这个孩子作为一个“尚未完成的人”来看待，要求在最容易被愤怒支配的时候先停一下，多问一句：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有被教育、被矫治、被重新带回来的可能？惩戒的力度到多大才算合适？刑罚之后，他会走向哪里？ 未检超越的，不是法律本身，而是成年人面对少年罪错时最本能的冲动。未检的理念是选择一条更克制、更艰难的路，这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。 超越未成年人“刑事”检察 未检从刑事案件中生长出来，但如果只停留在刑事案件里，它又很难真正完成自己的使命。 未检的特殊性在于，它是对“人”，而非对“案”。孩子的问题，从来不会按照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公益诉讼这些成年人设计出来的业务边界整整齐齐地排列。因此后来我愈发坚持：未检不是刑事检察旁边多出来的一点温情，也不是将几项检察职能机械相加。它的出发点是未成年人这个特殊主体，也正因如此，它天然地会走向融合履职。这并不是检察机关想要“多管闲事”，而是未检工作的特殊性迫使检察职能必须突破刑事案件的藩篱。 清边界，知进退，是为不惑 走出刑事检察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未检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。但走得越远，越要思考清楚边界。 早些年做未检工作、少年司法工作的人，多少都有一点“全能”的气质。 但时至今日，未检已经不能靠这种“全能”来支撑。全能有时是担当，有时也会变成越界；多做一步有时是保护，有时也可能会遮蔽其他主体本应承担的责任。家庭该做的监护，不能都推给司法；学校该做的教育，不能都等检察建议；行政机关、社会组织、网络平台各有各的位置，未检也不应把自己变成未成年人保护中的“总司令”。未检工作不是包打天下，而是在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的链条上，成为那个敏锐、克制而有力的关键环节。成熟的未检既要懂得向前一步，在个案中发现问题、推动治理、促使该动起来的机制真正动起来；也要懂得退回一步，把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政府、网络和司法保护放回各自的位置，让该负责的人都负起责任。 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颜色 经历了多年发展、探索与校准，未检工作已成为检察业务体系中的一抹独特亮色。未检之所以不可替代，不在于它办多少案、诉多少人。未检真正不同的地方，在于它面对的是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。孩子没有完全长成，很多时候也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、为自己求助、为自己的未来作出稳妥安排。当家庭失灵、学校失守、社会支持不足时，国家就不能缺席。未检工作本质上是通过检察权的运行，承担起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责任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未检当然不止一张面孔。面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，它应当是怒目圆睁的童权监察官；面对必须追究责任的未成年人犯罪，它仍然是庄重克制的国家公诉人；而贯穿其中的底色，则是国家监护人——在孩子最无助、最危险、最容易被放弃的时候，让他知道还有一种国家责任可以依靠。 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一直主张未检要有代表人物、代表团队，因为国家责任最终要通过具体的人被孩子、家庭和社会感受到。 四十年后，仍要相信什么 四十年前，未检在长宁的小办公室内悄然萌芽；四十年后，它已成长为中国司法版图中极具辨识度的“温暖地带”。 四十年之后，我们仍要相信教育。教育不是不惩戒或无原则宽纵，真正的教育恰恰包含必要的责任承担。但责任承担的目的不是把孩子推向绝境，而是让他知道法律有边界、人生也还有可能。 四十年之后，我们仍要相信保护。未检的保护，应当是面向所有未成年人未来健康成长的保护。保护意味着未检工作要始终遵循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”的“帝王原则”，在每一个涉未案件中始终关注孩子的未来。 四十年之后，我们仍要相信社会连带。未成年人保护从来不是哪一家机关能够独自完成的事业。未检的价值，正是在于通过一个个案件把分散的责任重新连接起来，让每一个应当负责的人都回到孩子身边。 都说四十不惑，但新时代的新问题的确很让人困惑：网络空间里的侵害，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，家庭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，都会让未检面对过去不曾遇到的考验。但越是变化之中，越要守住不变：相信教育的力量，相信保护的价值，相信社会的共同责任，也相信每一个孩子都不应被轻易放弃。 四十年过去，未检早已不是长宁那间办公室里的一个小组。但我始终认为，那个小组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一直在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未检人：在一个孩子可能被简单归入“案件”的时候，仍有人愿意把他作为孩子看见；在一个孩子可能被放弃的时候，仍有人愿意走近他、保护他、约束他、挽救他。或许，这就是未检四十年留给中国司法最温暖，也最坚定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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